令众多失望的演唱会观众感到欣慰的是，陪审团裁定Live Nation构成垄断。对此判决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潜在的结构性变革上，包括法官是否会强制该公司剥离Ticketmaster。但更重要的一点或许在于，反垄断法再次未能有效应对过时的技术。
因为无论法院如何判决，人工智能都将很快改变消费者与票务销售商互动的一切。
要理解个中缘由，我们需要深入探究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门票转售市场如此庞大？如果我买车，我根本不会指望能以原价卖出去，更别提卖得更高了。然而，现场演出门票的定价却恰恰相反。当新闻报道像超级碗或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这样的活动门票转售价格飙升时，正是因为原价足够低，才使得二级市场得以蓬勃发展。在某些情况下，门票定价甚至可能就是为了促成这种转售。
为什么票价不高？一种理论认为，场馆试图转移需求低于预期的风险。票贩子赌的是能从中获利。即使他们赌错了，场馆也已经卖出去了。另一种观点认为，票价低廉正是为了让二级市场制造话题。关于令人咋舌的票价的报道能吸引眼球，从而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未来类似活动的兴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购票者觉得场馆把票价定得这么低，扼杀了二级市场，这很不公平。这种“公平性”的考量表明，粉丝们喜欢知道即使票价高昂，他们也希望在最后时刻还能买到票。
但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为什么演唱会主办方或体育团队不选择将所有利润集中到一笔交易中，直接收取更高的价格，而不是让给转售商呢？毕竟，学术研究表明，二级票务市场的效率远不如人们预期。很可能，罪魁祸首并非害怕粉丝的强烈反对，而是缺乏关于消费者支付意愿的信息。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对卖家而言，这项技术可能会提升价格歧视的程度——根据不同粉丝的支付意愿收取不同的价格——甚至可能导致转售市场逐渐消失。要知道，场馆方面押注的是，一些购票意图转售的人将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价格。
借助人工智能，场馆可以提高预测准确率。例如，Live Nation 可以从其合作转售商 Ticketmaster 那里了解到哪些歌迷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观看演出，然后提高面向这些歌迷的初始票价，从而绕过中间商，直接赚取转售利润。这或许能让场馆支付给表演者更高的报酬。诚然，这条路也存在风险。例如，场馆和表演者可能会因为媒体铺天盖地报道超级碗门票价格而失去宣传价值；或者，如果场馆自己提高票价，政界人士也会强烈反对。但更高的初始销售利润或许能够弥补这些不利因素。
对买家来说，这有什么好处？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他们在二手票市场找到最划算的交易。即便如此，只要卖家能够指定由哪个代理商（这里指的是 Ticketmaster）负责销售，这种优势就十分有限。（鉴于此，我询问了 GPT 5.4 是否有变通方法；它给出的最佳建议是匿名化买家身份，这或许能增加价格歧视的难度。）
没错，人工智能可以瞬间搜索到二手市场的最低价格。然而，如果由于卖家自身也使用人工智能，导致二手市场开始萎缩，那么可找到的交易机会可能就会减少。
因此，或许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既不是强迫 Live Nation 剥离 Ticketmaster，也不是要求该集团理顺其拥有的场馆和管理的演出团体网络。
如果真正的目标是让最终消费者——也就是歌迷——受益，那么对Live Nation及其场馆来说，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允许通过除其自身渠道以外的其他渠道进行首发和二手票销售。换句话说，购买演唱会门票最终可能会变得有点像购买机票。
这个方案似乎已被纳入考虑范围，但它并不完美。消费者需求推动热门活动门票迅速售罄，而人工智能谈判将进一步加快这一进程。但与单一售票商相比，多家售票商的存在应该能够降低手续费和人工智能引发的价格歧视。
诉讼中的原始诉状列举了如果打破主要市场的垄断，消费者可能获得的其他潜在好处——例如，更流畅的网站体验。这些好处或许会实现，但都只是推测，而且坦白说，影响甚微。当然，这些好处不足以构成拆分公司的充分理由。
但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权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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